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”（约12：24）
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桑普顿城的古坟场，让我们凭吊一下大卫·勃雷奈特的坟墓，在他的旁边，葬着他的爱人耶路霞·爱得华小姐，他死得太早，生前未及和她完婚。
这位年轻的传教士的遗骸，把多少希望和对于基督事业的雄心带进了坟墓，他的工作如今只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回忆，和几十个浅黑色的印第安信徒。但在当年，那位年高望重的清教圣徒约那坦·爱德华，曾希望以大卫为东床快婿，在大卫死后，他曾把他一生事迹收集起来，写成一本小册，这本书插翅飞越大洋，降落在一位剑桥大学学生亨利·玛泰的桌上。
可怜的玛泰，他就丢弃了学业，天才和一切机会，到东方去传教。当他从“印度的珊瑚滩”转回家乡时，他带着病体向北跋涉到黑海边缘。象托卡特的寂寞王一样，他以马鞍堆叠起来，遮蔽身体，躺在地下，贴着泥土以减轻他的高烧，终于在那里孤独地死去。他成就了些什么？
这种牺牲有些什么后果？从勃雷奈特的坟墓和远在黑海滨的玛泰的孤冢中，已兴起了一队一队可敬的现代传教士，这就是他们的后果。——倍根
